
1944年,汉奸王铭发现日军即将进村,就带人在村口敲锣打鼓,欢迎日军进村,谁知日军走到村口时,他脸色大变:“怎么是八路军!”
1944年秋,冀热辽边区的局势已经绷到了极限。日军从1937年侵入华北,到这一年仍未松动对冀东根据地的绞杀,迁安、滦县、丰润一带的据点连成网状,潘家峪的碉堡居高临下卡着几条村道,老百姓出殡都得绕路走。
八路军冀热辽部队被压缩到长城沿线的沟壑地带,昼伏夜出成了常态,伤员藏在山洞里靠草药吊命,后方机关转移得比前线还勤。
四地委书记丁振军接到上级指令,要他带一区队赶往杨家营,参加一次关于冬季反攻的部署会议。沿线要穿过至少四五个日军据点,硬闯是死路,绕路又耗不起时间。
他们翻出前次战斗中缴获的一批日军军服和钢盔,挑了几个会日语的战士编成尖刀班,天不亮就从隐蔽地出发,专走荒岭窄道,连马蹄印都要派人回头抹平。
这条路线原本避开了所有村庄,但他们没算到一件事——张庄子村的地主王铭。
王铭在冀东沦陷前靠收租过日子,田产在迁安算得上头一份。日军一来,他迅速掂量了利害,带着几个家丁直奔县城伪维持会,当场表态愿意为“皇军”效力,没多久就被委任为会长。
此后两年间,他干的事在周边几个村传得无人不晓——领日军清乡时亲自指认抗属,把村里减租减息的骨干名单抄送给据点,甚至连藏粮的地窖位置都画了图交上去。抗日政府曾三次安排锄奸,都因为他行踪谨慎、家丁日夜护卫而未能得手。
这天凌晨,王铭安插在村外的一个眼线跑回来报信,说有一队黄军服的队伍正朝张庄子方向移动。王铭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,判断这是一次讨好日军的绝佳机会。
他一面派人去据点报信请赏,一面组织家丁把早已备好的白布横幅、锣鼓家伙和酒食全部搬到村口。鸡蛋是挨家挨户收上来的,烧酒开了三坛,大饼摞了两屉,阵仗摆得比过年还足。
太阳从东山梁冒头时,那支队伍的身影出现在土路尽头。黄呢军服、钢盔、绑腿,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,队列行进得整齐而有节奏,确实像一支日军小队。王铭叉着腰站在横幅前面,铜锣和皮鼓同时打响,家丁们扯着嗓子喊欢迎口号,惊得村口的麻雀扑棱棱飞了一片。
队伍在距村口百来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了。领头的军官原地抬手,整队人齐刷刷蹲下,做出临战警戒的姿态。王铭没起疑心,反而觉得这是日军一贯的谨慎,扭头催家丁把动静弄得更响些。
稍后队伍重新起身前进,靴底碾压砂土的声响越来越近。王铭端着酒壶碎步迎上去,腰弯得额头差点碰到膝盖。他按老规矩报了一串恭维话,说张庄子村盼皇军如盼甘霖,酒肉都是现备的,村里绝无抗日分子。
领头的军官始终没有回话。王铭觉得不太对劲,慢慢抬起头,正对上那张脸——浓眉,深眼窝,高颧骨,嘴角一道寸把长的旧刀疤。他浑身的血一瞬间像被抽干了。
他见过这个人。1938年冬,丁振军在迁安一带秘密发展党组织,曾路过张庄子,当时王铭还没有公开投敌,两人在村公所里碰过一面。那张脸的轮廓他记得很清楚。
酒壶脱手砸在地上,酒液溅了王铭一身。他踉跄后退,伸手摸向腰间那把从不离身的手枪,嘴上刚喊出一个“八”字就被两个战士扑上来拧住了胳膊。家丁们起初以为发生了什么误会,等看清情况后,锣鼓声戛然而止,有人扔下鼓槌就跑,有人直接跪在了地上。
丁振军没有审问。时间不允许,环境更不允许。他拔出手枪,枪口抵近王铭胸口扣动扳机。枪响过后,王铭仰面倒下,长袍迅速被血浸透,手指在泥土里痉挛了几下便不动了。
远处潘家峪据点的日军哨兵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幕:一队黄军服的人站在村口,地上躺着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。他们把情况报告上去,据点里的日伪人员判断是清乡中的“内部处置”,没有出兵查看。这个误判为丁振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队伍迅速撤离张庄子,钻进北边的槐树林。丁振军边走边对身边的战士说,枪毙王铭不只是锄奸,更重要的是堵住情报口子——这个人对周边几个村的交通线和隐蔽点知道得太多了。
几天后队伍抵达杨家营,会议在一间土坯房里连夜召开,油灯烧到后半夜,地图上标出了新的反攻路线和物资转运点。然而会场尚未撤出,叛徒已将情报送了出去。日军调集三千兵力从三个方向封山合围,炮弹最先落进村东头的晒场。
突围战从清晨打到下午,杨家营的土墙被打塌了好几处,火势顺着草垛蔓延到民房。丁振军带人从北面打开一个缺口,掩护与会人员分路撤离,自己留在最后阻击追兵。
10月17日午后,队伍在一条无名山沟再次遭遇伏击,地形极为不利,两侧山坡光秃秃的,只有几块风化的岩石可以勉强掩体。弹药即将耗尽时,日军从三面包抄上来,丁振军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,时年31岁。
消息传回路南后昆明配资公司,坨里、岳庄一带的群众自发聚集举行了追悼会,参加者逾万。灵堂设在打谷场上,挽幛从木杆顶垂到地面,上面写着“冀东英烈”四个大字。
象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