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汉奸王铭发现日军即将进村，就带人在村口敲锣打鼓，欢迎日军进村，谁知日军走到村口时，他脸色大变：“怎么是八路军！”
1944年秋，冀热辽边区的局势已经绷到了极限。日军从1937年侵入华北，到这一年仍未松动对冀东根据地的绞杀，迁安、滦县、丰润一带的据点连成网状，潘家峪的碉堡居高临下卡着几条村道，老百姓出殡都得绕路走。
八路军冀热辽部队被压缩到长城沿线的沟壑地带，昼伏夜出成了常态，伤员藏在山洞里靠草药吊命，后方机关转移得比前线还勤。
四地委书记丁振军接到上级指令，要他带一区队赶往杨家营，参加一次关于冬季反攻的部署会议。沿线要穿过至少四五个日军据点，硬闯是死路，绕路又耗不起时间。
他们翻出前次战斗中缴获的一批日军军服和钢盔，挑了几个会日语的战士编成尖刀班，天不亮就从隐蔽地出发，专走荒岭窄道，连马蹄印都要派人回头抹平。
这条路线原本避开了所有村庄，但他们没算到一件事——张庄子村的地主王铭。
王铭在冀东沦陷前靠收租过日子，田产在迁安算得上头一份。日军一来，他迅速掂量了利害，带着几个家丁直奔县城伪维持会，当场表态愿意为“皇军”效力，没多久就被委任为会长。
此后两年间，他干的事在周边几个村传得无人不晓——领日军清乡时亲自指认抗属，把村里减租减息的骨干名单抄送给据点，甚至连藏粮的地窖位置都画了图交上去。抗日政府曾三次安排锄奸，都因为他行踪谨慎、家丁日夜护卫而未能得手。
这天凌晨，王铭安插在村外的一个眼线跑回来报信，说有一队黄军服的队伍正朝张庄子方向移动。王铭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，判断这是一次讨好日军的绝佳机会。
他一面派人去据点报信请赏，一面组织家丁把早已备好的白布横幅、锣鼓家伙和酒食全部搬到村口。鸡蛋是挨家挨户收上来的，烧酒开了三坛，大饼摞了两屉，阵仗摆得比过年还足。
太阳从东山梁冒头时，那支队伍的身影出现在土路尽头。黄呢军服、钢盔、绑腿，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，队列行进得整齐而有节奏，确实像一支日军小队。王铭叉着腰站在横幅前面，铜锣和皮鼓同时打响，家丁们扯着嗓子喊欢迎口号，惊得村口的麻雀扑棱棱飞了一片。
队伍在距村口百来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了。领头的军官原地抬手，整队人齐刷刷蹲下，做出临战警戒的姿态。王铭没起疑心，反而觉得这是日军一贯的谨慎，扭头催家丁把动静弄得更响些。
稍后队伍重新起身前进，靴底碾压砂土的声响越来越近。王铭端着酒壶碎步迎上去，腰弯得额头差点碰到膝盖。他按老规矩报了一串恭维话，说张庄子村盼皇军如盼甘霖，酒肉都是现备的，村里绝无抗日分子。
领头的军官始终没有回话。王铭觉得不太对劲，慢慢抬起头，正对上那张脸——浓眉，深眼窝，高颧骨，嘴角一道寸把长的旧刀疤。他浑身的血一瞬间像被抽干了。
他见过这个人。1938年冬，丁振军在迁安一带秘密发展党组织，曾路过张庄子，当时王铭还没有公开投敌，两人在村公所里碰过一面。那张脸的轮廓他记得很清楚。
酒壶脱手砸在地上，酒液溅了王铭一身。他踉跄后退，伸手摸向腰间那把从不离身的手枪，嘴上刚喊出一个“八”字就被两个战士扑上来拧住了胳膊。家丁们起初以为发生了什么误会，等看清情况后，锣鼓声戛然而止，有人扔下鼓槌就跑，有人直接跪在了地上。
丁振军没有审问。时间不允许，环境更不允许。他拔出手枪，枪口抵近王铭胸口扣动扳机。枪响过后，王铭仰面倒下，长袍迅速被血浸透，手指在泥土里痉挛了几下便不动了。
远处潘家峪据点的日军哨兵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幕：一队黄军服的人站在村口，地上躺着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。他们把情况报告上去，据点里的日伪人员判断是清乡中的“内部处置”，没有出兵查看。这个误判为丁振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队伍迅速撤离张庄子，钻进北边的槐树林。丁振军边走边对身边的战士说，枪毙王铭不只是锄奸，更重要的是堵住情报口子——这个人对周边几个村的交通线和隐蔽点知道得太多了。
几天后队伍抵达杨家营，会议在一间土坯房里连夜召开，油灯烧到后半夜，地图上标出了新的反攻路线和物资转运点。然而会场尚未撤出，叛徒已将情报送了出去。日军调集三千兵力从三个方向封山合围，炮弹最先落进村东头的晒场。
突围战从清晨打到下午，杨家营的土墙被打塌了好几处，火势顺着草垛蔓延到民房。丁振军带人从北面打开一个缺口，掩护与会人员分路撤离，自己留在最后阻击追兵。
10月17日午后，队伍在一条无名山沟再次遭遇伏击，地形极为不利，两侧山坡光秃秃的，只有几块风化的岩石可以勉强掩体。弹药即将耗尽时，日军从三面包抄上来，丁振军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，时年31岁。
消息传回路南后昆明配资公司，坨里、岳庄一带的群众自发聚集举行了追悼会，参加者逾万。灵堂设在打谷场上，挽幛从木杆顶垂到地面，上面写着“冀东英烈”四个大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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